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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胶东在线  2018-08-20 09: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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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崔明钦,生于1947年6月,青岛莱西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196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莱西店埠高中语文教师、县委组织部干事、县委宣传部科长、公社党委副书记、县文化局局长。1985年11月调任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局局长。1994年调任农业部黄渤海区渔政局(驻烟台)副处长、正处级调研员兼《中国渔政》杂志总编。现已退休。20世纪80年代以大型吕剧《不飞的孔雀》(与人合作)饮誉家乡剧场,90年代初以《金凤银凤》和《乡里情》两部电视剧,响彻艺坛。此外,还创作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对口剧等。

  30年前的1988年,我时任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局局长。由我根据发生在本市莱西农村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而创作的电视剧《金凤银凤》,于同年6月在莱西全景拍摄完成后,相继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50多家省市级电视台播出,在电视观众中反响强烈,引起共鸣。这是青岛西海岸史上第一部电视剧作,是这方热土上生长出的第一株影视萌芽。30年弹指一挥。现在回忆起这部作品的成因和写作过程,仍使我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牵线救助

  艺术创作必须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加工、挖掘和提高,才能接地气。《金凤银凤》的拍摄成功,正是得益于所发生的事件就在自己的身边,而且我还直接参与到了其中。

  那是改革开放乍暖还寒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莱西姜山镇岭前村驻点,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有的群众议论说,本镇前保驾山村有个女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但因父母双亡,家境贫寒,撕碎了录取通知书,不想再上学了。听到这一消息,我出于国家干部的一种使命感,带上干事刘国金一起,冒雨骑车来到前保驾山村一探究竟。敲开这户人家的大门,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愣愣地看着我们,我说明来意后,环顾了一下四周,半院凄苦半院清贫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三间低矮的茅草屋,房顶被风掀去了一半;家里除一条破旧的木凳、几床露着棉花的被褥和锅碗瓢盆外,再无其它东西;三个又黑又瘦的小女孩正木讷地蹲在墙角边玩耍。落座后,我们从女孩的讲述中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说她是这个家的大姐,刚满20岁,名字叫姜福寿。考上北京化工学院的是她的二妹,18岁,名字叫姜福贵,一早就到同学家有事去了,还没回来。墙角边的是她的三个小妹妹,最小的才5岁。三年前她父亲去世,她从联中退学,回家照顾有病的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妹妹,供二妹姜福贵上高中。万没想到前些日子临近高考前,她母亲又突然病故了。为了不影响二妹能参加高考,她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瞒着正在莱西一中复习功课的二妹,在左右邻居的帮助下,悄悄地把母亲殡葬了。当晚她在油灯下提笔给二妹写了一封长信,鼓励她大考临头,要沉着应对,莫慌张,以优异成绩向家乡父老汇报,而母亲不幸离世的消息却一字也没有透露。其实纸里终没能包住火——她在一中伙房做炊事员的表哥把她母亲已不在人世的消息告诉了姜福贵的班主任姜适成。姜老师经过深思,约定其表哥在这关键时刻,共同对姜福贵保密。谁知第二天,姜老师突然截收到姜福贵的一封家信。他思量了好长时间,心里犯了嘀咕:难道信封里传递的真的是那个不幸的消息吗?他几乎用颤抖的手,第一次违心地拆开了一个学生的家书。匆匆看过之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在这个家庭里,不仅出了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还出了一位勇于担当、含有一颗金子般心的好姐姐……

  高考结束后,姜福贵含笑走出了考场。姜老师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姜福贵,并安排其表哥陪同姜福贵一起回家。姜福贵知道母亲长年有病,家里非常困难,在学校里一直舍不得吃,主动把每星期吃三顿熟菜改为只吃一顿,其余每顿饭都是咸菜疙瘩啃窝窝头。当她这次回家走到莱西百货商店大门时,她用节省下来的钱为母亲购买了两包饼干,而后与表哥有说有笑地赶在回家的路上。快到村头时,表哥把姜福贵叫下了自行车,吞吞吐吐地说:“二妹,我舅妈,你母亲她……”“她怎么啦?你快说!”姜福贵急切地追问着。“她,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怕影响……你高考,是你姐和姜老师……暂时不让……告诉你的……”姜福贵听后先是一愣,突然眼前一阵恍惚连人带车一起滚进了沟渠。她把洒落的饼干捧在胸前,嚎啕大哭的声音在村头回响……

  一天,姜福贵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把一个厚厚的大信封双手交给了姐姐。姜福寿打开细细一看,情不自禁地倚在门框边哭了起来。她在想:二妹总算考取了北京的大学,她为父母、为姐妹争了光,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可不到三年时间两位老人相继病故,已经借了不少的钱,到北京入学时还需带200多元,叫我咋办呢?”第二天姐姐串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只借了30元钱,她一头载倒在炕上,一种无助的感觉立刻涌遍了全身。二妹姜福贵理解姐姐的难处,决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留在家里帮助姐姐操持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听完姜福寿的讲述,我心里酸楚连连,百感交集:前保驾山村是胶东地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诞生地,姜福贵又是这个村建国后考取的第一位女大学生,作为一名国家干部,有责任帮助这位学生克服困难,完成学业。于是,我对姜福寿作了一些鼓励和安抚,起身与干事一起来到村办公室,与村支书刘学辉进行了核实和沟通。他说尽管村里集体经济薄弱,但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女孩上学,让这个家庭早日走出困境。临别时,我安排支书刘学辉带村里的会计一起,立即向镇党委汇报姜福贵及家庭目前的状况,以求得到上级的支持。

  冒雨摸黑回到县城家里后,我匆匆换掉湿透的衣服,连晚饭没顾得上吃,急急忙忙又来到了我家旁边的县交通局,给姜山镇党委拨通了电话。党委书记苏亲升对我说:“请放心,刚才前保驾山村的书记和会计,已来镇党委作了汇报。我们研究决定,先从镇政府救济款中提出300元送女孩上大学,至于她的家庭困难,镇党委和村支部将专门研究,尽早让她们一家人脱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悬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一下子落了地……

  跟踪报道

  那年8月28日一大早,前保驾山村男女老幼像送新兵入伍一样,敲锣打鼓,把村子里第一位女大学生姜福贵送出了村头。姜福贵深情地向家乡父老道别,踏上了赴北京入学的列车……事后我把这一事件的经过向县委书记桂占山做了汇报。他对我们这次特殊的家访及镇村两级党组织所采取的措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回到驻点的岭前村后,晚上我一直久久不能入眠。我在想:当今时代有部分青少年缺乏一颗感恩的心,别说是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即便是初中升到高中,也把功劳完全归于自己。而姜福贵从弃学到上学一事,却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没有各级党组织的关怀,没有学校老师的教导和栽培,没有姐姐辛苦付出,她再努力肯定也是上不了大学的。是以上这些力量为她共同铺好了通往北京求学之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教材,作为一名党的宣传干部,应该拿起笔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于是经过构思,我连续两个晚上通宵达旦,一气写成了7000多字的报告文学《在通往北京的大道上》。那时正逢全镇教师秋季集训,为了检验初稿的效果,我将稿子带到教师集训班,请了一位诵读水平较高的老师作了演读,当时全体老师热泪盈眶深受感动。第二天我回到县委宣传部,签发到县广播站向全县人民广播,播出后同样也深深地感动了所有听众,叫好声一片。

  事至如此,我总觉得还不够完美,于是对原稿进行加工修改后又重抄出两份,一份加盖县宣传部公章寄到了女孩姜福贵所在北京化工学院宣传部,一份投送到青岛《海鸥》文学编辑部。随后我因患腰椎间盘突出症,住进了即墨的青岛工人温泉疗养院治疗。这时《海鸥》文学编辑部派人到疗养院找到我,让我对原稿再作进一步充实修改。我躺在病床上强忍着腰部刚复位的剧痛,按时完成了修改任务,寄出后很快就在《海鸥》文学月刊全文登载出来。

  第二年春节正月初四日,西北风裹着碎雪,从北京回莱西度假的姜福贵到县城我家看我来了。她给我带来了她家最贵的礼物:一包云门香烟,两瓶威海啤酒,半兜炒好的花生果。她说,我寄给她学校的那篇文章,在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她也被学校定为特等助学金救助者。这个春节还从助学金中节省下10元钱,带给姐妹们过年。她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组织、老师和家乡父老的期望,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奉献社会的有用之人。临近中午,我留她同我们全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送别离开时,我告诉家属,把姜福贵装在兜里的“心意”全部留下,并打开厨柜把自家最好的年货,给她装满兜带回家。出门后,我目送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在说:多懂事的孩子……她刚到19岁的年龄啊!

  1986年,因为工作需要,我被调到青岛市黄岛区任文化局局长职务。在这年收获的季节里,姜福贵给我来信说,她考取了工业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家里姐妹们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当地政府和村里无偿给她家翻建了新房,各方面照顾得都非常周到。于是,我马上把这一信息反映给《青岛日报》驻黄岛站的记者韩家聚。他经过深入采访,又以《可贵的第二股力量》为题,在《青岛日报》上进行了宣传报道。

  在日后的交流中,有人对我说:你曾经的一次走访,改变了一户人家的命运;一篇文章,教育了一大批人。值!我的回答是:“成就这个故事的真正主人是镇村两级党组织、学校老师和姐姐姜福寿、姜福贵,我只是这个故事的参与者和代笔者,仅仅起了一点穿针引线的作用而已。”

  搬上荧屏

  

  两年以后,我在努力做好群众文化工作的同时,闲暇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作为青岛市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黄岛区,只搞群众文化生活还远远不够,必须拿出与新区相匹配的、有一定影响的文艺精品力作。于是我根据报告文学《在通往北京的大道上》改编的电视剧本《金凤银凤》,在1988年3月完稿。投送到上影厂后,很快就被厂方选中,并决定由上影厂联合淄博电视台和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局共同拍摄这部电视剧。接着,上影厂实力派制片主任毕立奎亲自组建剧组人员,由著名导演吴天忍执导该剧,上影厂青年演员张芝华和华东师大艺术系学生童欣分别扮演姐姐金凤和妹妹银凤,并邀请八一厂著名演员高宝成参加演出。剧中的女主人公金凤就是现实中的姐姐姜福寿,银凤则是二妹姜福贵。同年5月,该剧在姜福寿、姜福贵的家乡莱西县正式开机。在剧组的齐心努力下,大家争分夺秒,起早贪黑,全片只用9天就完成了前期拍摄任务。后期制作中,上影著名老作曲家吕其明、著名老指挥家陈传熙和民族歌唱家曹燕珍,又分别承担了该剧的作曲、指挥和插曲独唱任务。

  在跟随剧组拍摄的日子里,我有三点感触,至今仍记忆犹深:一是大家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追求艺术精益求精,导好片子演好戏。女摄像师陈琳一人扛着机器跑前跑后,从没叫苦叫累。当妹妹深知家境困苦实在无法入学,而要撕掉入学通知书时,姐姐的扮演者张芝华甩给了妹妹的扮演者童欣一记耳光,结果导演没有通过。再甩一次,还是没有达到要求。直到第三次,导演才满意喊“过”。而此时,妹妹童欣脸上的手印已清晰可见,姐姐张芝华看看自己的手掌,抱起妹妹便相拥而泣。已年过六旬的八一厂演员高宝成,在剧中扮演一个老爷爷,天天随剧组东奔西跑,累了就在田间地头歇歇,从自个衣服兜里掏出一把生花生米,就着喝几口老白干,给自己解解乏、提提神,半点名人的架子都没有。大家都说,剧本那么感人,我们不放下架子、铺下身子演好戏,对不起广大观众。二是精打细算,严格支出。剧组的前期拍摄费用均由莱西相关企事业单位赞助。当得知拍摄经费吃紧时,有的单位主动提出追加赞助费用,但考虑到这些钱都是出自纳税人和企业的资金,因此都一一谢绝了。剧组为节省经费,临时降低了食宿标准和其他不必要的开支,力求做到能省则省,决不铺张浪费。晚间冲不了热水澡,大家就用冷水擦洗一下,没有一个人有怨言。三是当地各级的支持,为电视剧的顺利拍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大干部群众一致认为,《金凤银凤》是莱西人写了莱西的事,又在莱西选景拍摄,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事,应该给予全力支持。因此,从公安出动摩托车、吉普车,到吕剧团李淑娥、高瑞芳等群众演员的无偿演出,再到人民医院、莱西一中场景的配合等等,都给了无私的帮助。时任县文联主席刘玉范为银手镯这一个道具,带人走街串巷,好不容易才在乡下一户老太太家找到。剧组在院上镇王壁村正在拍摄一场重头戏,这时突然全村停电,急得全剧组人员团团转,束手无策。关键时刻村支书郭世仁马上派人启动了本村应急发电机,很快解除了燃眉之急,保证了拍摄任务顺利进行。

  《金凤银凤》自1988年7月开始,在上海电视台等全国50多家省市级电视台陆续播出。1990年3月23日,中央电视台二套又在晚间黄金时段面向全国观众播放。上海、济南、青岛等地的文学艺术界和新闻界也先后为该剧举办座谈会,好评如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大众日报》、《支部生活》、《青岛日报》等新闻媒体,陆续发了消息,剧照、评论和专访。大家一致认为“《金凤银凤》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风格清新,激励人们奋发向上,集中表现了20世纪80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好电视剧”。“《金凤银凤》在挖掘人物心灵的纯美,或者扩而大之说是褒扬民族传统上,具有魅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作者,他使我们在金钱的毫光耀得眼晕时感到了另一种光彩,那就是民族的道德之光。它的清纯,将有助于我们反观自身,在渐次富裕起来的时候,我们究竟失掉了什么没有……”。“电视剧中的金凤、银凤,质朴、鲜活、纯真、善良。像从阡陌上刚刚撷彩的两朵野花,虽无牡丹的艳丽、芍药的清雅,却是带着泥土的芳香、生活的朝露,那样的真实而亲切……两个女子的超人毅力与顽强奋争精神,终于走出生活的低谷,迎来了百花吐艳的人生之春”。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电影《潜伏》中的余则成的原型之一钟韵明老先生,当年也从上海给我来信,称赞《金凤银凤》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带给人们的是希望和鼓舞。还要提到的是,时任莱西县委书记张成堂看过《金凤银凤》以后,自己感动之余,又在全县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号召大家都要看看这部电视剧,从而受到教育,把全县的扶贫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新高潮。

  至此,电视剧《金凤银凤》似乎已经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了确了我的一桩夙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剧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依然在持续发酵。应广大电视观众的要求,澳门永利网上娱乐电视台、青岛电视台、烟台电视台等时隔多年后,又重新播放该剧。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50万字的纪实读物《抹不去的记忆》,而由我撰写的近万字的《我和<金凤银凤>的故事》一稿,被编入该书的显赫位置。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正值该剧在全国首播24年后,优酷网、搜狐网等同时在网上热播,收视率仍然良好。更使我感动的是,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赵克志,6年前在百忙中给我的回信里,对这部作品仍给予鼓励和肯定:“多年来,你观察生活,体味人生,讴歌时代,多有建树,作品曾被誉为八十年代‘精神文明一枝花’”。这说明来源于生活的艺术是有生命力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金凤银凤》成功播出后,曾有人问过我两个问题:一是“你写《金凤银凤》赚到不少钱吧?”我淡淡地一笑说:“不算少,按照规定,共支付给我稿费5000元。但考虑到黄岛区文化系统那些默默无闻的“编外”人员都很卖力,我把这笔钱全分给了他们,自己分文未留。”二是“你现在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也是两个国家级会员的剧作家和电视艺术家,你觉得哪个位置更重要?” 我不加思索的回答:“作为一名老党员,党在我心中的位置永远是首位的,无可替代的。先是党员,而后才是所谓的这个家、那个家。这也是《金凤银凤》带给我的最深切的体会。”

  我今年已过七旬。近日有幸回到我的家乡莱西和黄岛区观光,深深地被那里突飞猛进的发展所打动,也为青岛西海岸东方影都等影视产业的崛起而鼓掌喝彩!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有生之年,为繁荣影视创作再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 责任编辑: 李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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